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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扩招始终是备受关注的问题。今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专家核查及评议结果公示》，与2020年上一轮评审相比，本轮评审拟大幅新增博士点831个。这意味着博士生培养规模将进一步扩大。综合数据显示，我国当前培养的博士毕业生数量超过120万人，但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每千人博士生数量占比仍然较低。因此，有观点认为，我国博士生规模还有较大扩张空间，但认为博士生在增量同时需要提质的声音也始终存在。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发生深刻变革，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浪潮迭起等一系列变化，给我国就业形势带来了机遇与挑战。近年来，社会需求的变化也对以博士生为代表的高学历人才就业产生了深远影响，部分专业领域的博士生在就业市场中面临一定挑战。
应该说，博士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顶端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生力军，优化博士生教育学科结构是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布局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博士生教育领域快速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博士生教育大国。但同时，我国博士生培养仍存在供给需求不匹配、结构不均衡等现象。
从分布区域和高校看，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区域的博士生数量占博士学位授权高校总数的四成，而一些真正需要博士生的欠发达地区却存在缺口较大的问题。从学科上看，部分学科、部分领域博士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加剧了就业竞争；但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大量高学历人才，特别是那些开展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勇于挺进技术“无人区”、开辟角力“新赛道”的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等，还无法满足需求。此外，我们也需要反思博士的培养模式——曾经有用人单位表示，招聘来的博士写论文能力或许很强，但工作中所需要的动手能力、产品研发能力甚至团队协作能力，都“差点意思”。
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对职业路径的选择也各有差异。但作为一个群体，如果只把“博士”学历当成“敲门砖”，那对个人、对社会来讲，无疑都是一种浪费。笔者认为，要发挥出博士们的价值，让高学历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高水平人才，需要在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创新高校博士生培养模式。充分发挥高校科研机构人才培养的源头活水作用，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与创新型企业开展产学研人才联合培养。深化高等学校教育体制改革，扭转片面、失衡的教育评价导向,大力支持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人才发展。立足数字经济时代背景，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支持“双一流”高校系统调整教育结构和专业设置，重点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加强量子信息、生命科学、新能源等前沿学科战略布局，以青年博士骨干为主组建国家级交叉学科群和科技攻关团队，建立面向产业急需的培养标准、课程体系，大规模培养科技人才后备军。
其次，优化科技创新型博士人才科研环境。发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领头羊作用，用好颠覆性技术创新基金，重点针对量子、光电、医疗健康等领域开展基础和应用型技术研究，吸引具有创新能力、敢闯“无人区”的杰出青年博士人才进行研发创新。利用自贸区、自贸港优势，依托全球人才离岸基地建设，引进一批全球顶尖风险投资机构，助推独角兽企业的孵化和成长，打造海外博士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培育聚集一批后起强势科技创新型博士人才。
再次，完善高校院所与企业人才联合培养机制。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所需的重点行业，支持STEM学科头部高校院所建立专门学院，联合新型研发机构招收博士生，与高精尖企业在人才培养、导师双聘、职业培训等领域深度合作，并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教育教学+职业培训+成果转化”的融合载体，培养一批实用型科技博士人才。支持高校实施研究生教育改革试点，围绕数字人才需求，加快推动若干高能级、高显示度的产教融合示范工程。开设科技成果转化专业，设立技术转移学院，培养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推动各地大数据交易所与高校院所共建大数据人才培养基地，设立院士工作站，培养高层次大数据博士人才。
最后，完善博士人才流动和保障机制。实施企业优秀人才集聚工程，使更多博士人才流向企业，流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企业挂职、兼职和离岗创新创业，保障其在职称评定、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推进社会化职称评定认证，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领域，完善包括技术经纪人在内的相关复合型人才专业职称评定办法，完善数字人才认定体系，优先探索相关职业与企业联合评定机制，研究制定专业技术类新职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