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的巨变主要由三大力量共同推动:气候变化、地缘冲突以及技术创新。全球经济已从过去几十年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模式,进入了全新阶段。全球经济正在从一个需求驱动的时代过渡到供给驱动的时代,未来的经济增长需要依赖技术进步与全球化的再平衡。随着供应链碎片化,国家安全优先于经济政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经济增长的模式必须重新构建。同时,低收入国家正遭受严重气候变化冲击,需要外部帮助才能重新走上增长和发展道路。”斯宾塞说,如果非洲经济能够实现繁荣和增长,其所蕴含的资源和潜力,有望扭转全球经济现状。
李海涛强调,未来全球经济的增长将依赖于生产力的提升,科技创新的力量尤其不可忽视。但同时,斯宾塞也提醒说,技术发挥效力需要时间,强大的科技突破不会一夜之间产生效果。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全球经济转型,因此必须有耐心。”斯宾塞说,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有潜力带来生产力激增,能够促进包容性增长模式。例如,为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提供服务,如电子商务、金融、教育和医疗,从而推动生产力和整体经济增长,这在传统世界中难以实现。
在全球化的未来走向问题上,斯宾塞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轻度全球化”。他认为,尽管全球化不会完全消失,但其速度和形式将发生变化。由于国家安全、技术竞争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将更加多元化,各个国家将更加重视本土供应链建设。
李海涛对此深有同感,并补充说,企业开始重新布局,确保在关键时刻能够保持生产和供应的稳定性。这一趋势在未来将变得更加显著。
随着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将不断增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数字化转型等领域。李海涛提到,中国企业家可利用中国在制造业和技术创新方面的经验,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其本土经济。
他还指出,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或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已在这些地区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基础。未来,随着全球供应链重新配置,这些地区可能为中国企业“出海”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斯宾塞认为,中国企业不仅在全球市场中表现出色,还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中国在绿色能源和电动车电池制造等领域的领先地位,将有助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中美关系是当前全球经济讨论中的热点。斯宾塞强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发清洁能源方面,美中两国的合作对全球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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