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上万的人,对于咖啡馆里的那种沉浸式体验的依赖,超过了对咖啡本身的依赖。
一杯咖啡可能会变成一杯毒药——这个问题,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早就想过了。《邦斯舅舅》里的西卜太太,一生气就要指天画地地发誓——“要有半句谎话,我的咖啡就变成毒药!”
设若抽离语境,把这句人物的毒誓跟作者本人的生平稍稍联系,倒也可以算是一句并不牵强的自嘲。在医生眼里,巴尔扎克惊人的作品数量,在五十一岁因心脏衰竭戛然而止的寿命,以及他喝下的“五万多杯咖啡”(同代人根据其习惯统计的约数,被茨威格引用在他的《巴尔扎克传》中)之间,构成了逻辑上的必然性。真正致命的并不是咖啡本身,而是巴尔扎克对咖啡因的疯狂滥用与极致燃烧。他喜欢把烘焙过的咖啡豆研磨成细粉末,空腹吃下去,几乎不喝水。唯其如此,他浑身的细胞才能被真正激活,就像一支庞大军队的士兵冲向自己的神圣战场。记忆闪回交织,如同彩旗高高飘扬,修辞仿佛部署整齐的军队一般华丽飞驰。这些黑色粉末与黑色液体是他的铁血战士,在文字的战场上冲锋陷阵,填满报纸小说连载的空格,搭建起《人间喜剧》的宏大结构,最终,也透支了他心脏的能量。
不过,巴尔扎克并没有把他干吃咖啡的嗜好移植到小说里,相反,他笔下的人物喝咖啡的时候大多呈现寻常的时代风貌,喜欢“把面包消消停停浸在咖啡里”(《高老头》);吝啬鬼老葛朗台但凡看见有人往咖啡里搁一块糖,脸色就要变得让全家人心惊胆战(《欧也妮·葛朗台》)。老葛朗台当然是不会把钱扔在咖啡馆里的,但在十九世纪的巴黎,成千上万的人,对于咖啡馆里的那种沉浸式体验的依赖,超过了对咖啡本身的依赖。按照邦斯舅舅的说法,“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有断瘾的勇气。好多自杀的人临死都改变了主意,因为丢不下每天晚上去玩‘接龙’(纸牌游戏)的咖啡馆”。
在《幻灭》里,一贫如洗的外省青年吕西安,初到巴黎不久,便兴奋地给妹妹写信,告诉她:“巴黎的空气和一切极细微的事情都有一种精神,文艺作品受到感染而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这种精神,在咖啡馆或者戏院里谈半小时话,比在内地住上十年学到更多的东西。”然而,一转头,他就被上门来想要廉价收购他稿子的出版商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番:朴素的习惯和菲薄的饮食才是文人的本分,因此“万万不能进咖啡馆”,以免“糟蹋你们的光阴和才具,浪费我们的金钱”。
熟读海明威的,大约会觉得“万万不能进咖啡馆”有点耳熟。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整部小说的两位男主角之间最严肃的谈话,就发生在西班牙旅途中某个早晨的咖啡时间。失去了信仰、意义以及性能力的杰克·巴恩斯注定会漂浮在“迷惘的一代”的夹缝中,可坐在他对面的是拒绝迷惘的罗伯特·科恩,后者坚定、固执,骑士般地追求着爱情与责任感。那天早晨,杰克说你再喝点咖啡吧,罗伯特却说:“好啊。咖啡对人有好处。这是里面的咖啡碱起的作用。全仗咖啡碱,我们到了这里。咖啡碱把一个男人送上她的马鞍,又把一个女人送进他的坟墓。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儿?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吗?你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悠。”
“在各家咖啡馆来回转悠”。十九世纪的吕西安也好,二十世纪的杰克也好,他们都背着时代的重负,在繁华的都市里“流亡”,面对着同样虚无缥缈的指控。(黄昱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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