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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从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计算机革命到人工智能革命，在变革的过程中，往往是思想革命先于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先于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先于新的全球化形态。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形态、道德文化观念。

　　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中国创新的步伐在加快，在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思考。今天，我们到了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需要对全球科技创新、科技革命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科技创新到底是为了让单一国家受益，还是能够让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受益？科技创新只有竞争的单一状态，还是既有竞争也有共赢？科技创新对全球化的经济形态产生的是推动力还是阻力？基于这些思考，我们认为，当前全球科技创新面临着五大挑战。

　　近几百年，蒸汽机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等重大科技革命发生在西方国家。因此，大部分人和国家对西方的科技创新成果有比较强的认同感，这也导致了许多西方国家相信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共性技术创新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甚至是西方某一个国家的特权。一些非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即使取得了突破，甚至已经有了造福于人类的科技成果，获得的不仅不是赞誉，反而是打压与遏制，这给全球科技创新带来了新的冲突。

　　今天，全球大国在科技竞争中的主要矛盾，是一些国家依然坚持冷战思维，在科技创新上搞所谓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之争。例如，中国在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是靠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取得的成绩，在整个行业中本应该是优质产能、稀缺产能，却被一些国家冠以“产能过剩”。依据国际能源署的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到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约是2022年的4倍。而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仅出口120.3万辆，把中国产的新能源汽车放到全球市场需求看，不是“产能过剩”，而是产能严重不足。

　　如果新能源汽车革命发生在美国，大家可能会拍手称快，说西方又有了一个重大发明。但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现在是在中国，就被一些国家称为“产能过剩”，甚至被说成影响一些企业、国家的生存，非常耸人听闻。这种认知上的挑战是影响科技创新、科技合作的第一个挑战。

　　近年来，全球科技领域非传统安全挑战频发，“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对全球科技创新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一些国家过度扩展“安全”概念，在半导体、量子技术、数字空间等领域扩大对传统安全概念的定义，泛化安全概念，在科技创新、市场准入和供应链方面采取各种收紧、限制措施。近期，美国、荷兰等国家强化对华出口管制，少数美国议员还提出专门针对“敌对”国家科技公司的“限制法案”。安全概念的泛化，迫使对方国家不得已采取措施维护非传统安全，导致国家间围绕安全而非科技创新的竞争升级和扩散。

　　一些国家在科技上推行《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对于转移到近岸化的墨西哥或者本岸化的美国的企业进行大规模产业补贴，所以很多欧洲企业转移到了北美。这样一来，导致全球原来的三个产业链中心——亚洲（或者说东亚）、北美、欧洲，现在弱化为两极，北美一极，东亚一极，欧洲的产业链、供应链还在，但是被大大削弱。

　　二战以后形成的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和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格局被打破，一些国家坚持零和思维和冷战思维，以“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去风险”为借口，肢解建立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广泛联系基础上的科技合作。

　　一些国家的企业凡是走在创新前列的，凡是在某一个方面的创新能力有可能实现超越的，都会受到来自美国长臂管辖的制裁。例如法国的阿尔斯通、中国的华为等企业，日本的汽车产业、半导体产业，德国的汽车产业，中国的半导体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都受到了遏制打压。目前已有1300多家代表着中国科技发展最前沿技术的公司、大学、机构被美国列入了“实体清单”。

　　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将科技纳入与中国战略竞争的核心领域，出台“中国行动计划”，大规模清查中国籍和华裔科学家，将大量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以阻断知识、技术、人才等在两国间的流动。

　　拜登政府沿袭科技遏华战略，将零和思维融入科技竞争，拉拢盟友共同围堵中国，推动成立“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组建“半导体四方联盟”，推动《印太经济框架》，在全球科学技术体系和供应链“去中国化”。特别是签署了《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向台积电、英伟达等提供补贴在美建立工厂，投入巨额资金支持美国芯片制造和研发。按法案规定，相关企业只要接受美国政府补贴，10年内就不得在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扩大先进芯片产能。

　　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全新技术发展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机器与人类的深度融合，机器不再作为一种外在性的工具被人类使用，而是在与人类的深度关联中影响人类的认知方式。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不仅带来了科技和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伦理和道德的深刻问题。

　　相比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人工智能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个体、感知和预测用户的所想所需。这种能力与“深度伪造”技术相结合，将进一步加剧针对不同群体的“控制”和“欺骗”。通过定向信息投喂，人工智能可能制造出更加严密的“信息茧房”、更加深度的“意识操控”。如果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不当发展，自主决策的武器系统可能会引发无人机等军事技术的滥用，这已经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中显现出来。

　　人工智能确实会取代部分人类劳动，我们也面临着“机器换人”的挑战。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预测，到2030年，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全球3.75亿名劳动者将面临再就业问题。调研公司牛津经济也有类似结论，即到2030年，全球大约2000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将消失，这些工作将转向自动化系统，而被迫转移的制造业劳动力即便转向服务业岗位，也同样面临被机器替代的局面。

　　众多的岗位中，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风险最高的工作类型包括：程序员、软件工程师、数据分析师等技术类工作，广告、内容创作、技术写作、新闻等媒体类工作，以及律师、市场分析师、教师、金融分析师、财务顾问、交易员、平面设计师、会计、客服等。这些岗位普遍具有较高学历，之前的科技革命是机器、技术和动力对体力劳动者的替代，这次的科技革命意味着人工智能对巨大的人力资本替代，将加剧一些国家的结构性失业难题。

　　技术文明取得前所未有进步的同时，人类文明似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倒退。

　　美国单极霸权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战之后确立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已经动摇。各个强国都想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实现自己的崛起。尽管世界权力结构呈现多极化趋势，但还没有出现能够治理这种多极化世界的治理体系。在一些不符合新技术发展的旧制度开始动摇，而新的治理体系和新制度尚未确立的空白期，世界变局和乱局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

　　联合国在推动各国凝聚共识、探讨安全风险和治理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面临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随着前沿技术、原创性技术、基础理论研究的创新，如何创新全球科技合作的规则？科技如何服务于整个人类，而不是固化一些国家的科技霸权？一国法律能不能作为制裁其他国家的工具，长臂管辖等一系列做法是否具有合理性，大部分国家受到威胁的格局如何打破？如何对未来的经济形态、产业形态、城市形态、国家形态给予适当的定义，引导全球经济和人类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些问题都亟待纳入全球治理的范畴。

　　有钱不能任性，有技术也不能任性，霸权国家更不能任性。必须推进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创新，最大程度地造福人类和平发展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