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回放】付鹏解读当前市场投资热点
从九月到十月,从经济到股市,都是无形的手。10月7日晚,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在直播中解读当前市场投资热点。
精彩观点:
经济和股市之间什么时候开始有关系? 付鹏这样说
东北证券付鹏:止住死亡螺旋 稳住市场预期
付鹏:当前需要的不仅是猛药 而且要先把它止住
市场狂奔起来!付鹏揭秘市场启动原因与深层逻辑
直播实录:
问:国庆节前国内市场有一些比较大幅的波动,您觉得现在的老百姓对市场的认知是正确的吗?
首先,我想说的是经济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经济和股市之间既不完全是晴雨表关系,也不完全没关系。当预期打完了,政策出现了,并且能产生效果传递到企业部门、传递到居居民部门,才开始有关系。
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特殊。很多人会疑惑,为什么有时经济数据没有改善,股市却有表现。比如,我今天早些时候分享了一些官方的经济数据图表,我预料到有人会问:分享这些宏观经济数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因为经济不好就不看好股市了?这是很多人的普遍认知。
我曾和很多人说,我们的债券收益率曲线非常有趣。我们的10年期国债曾低至2.004%,紧贴2%。最关键的是,从5年期到30年期的收益率曲线非常平缓,这在正常情况下是不正常的。有人会说这是债券交易的结果,但要知道,债券市场不同于流动性小的股票市场,它是由众多专业机构参与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的价格是由买卖行为决定的。这种定价实际上向我们揭示了另一个事实:当时的经济压力已经非常大。到什么程度呢?当收益率曲线的后端变得平滑,并且利率降至2%以下时,这意味着市场对中长期的预期已经完全丧失。大家担心经济会进入一种无法逆转的下行螺旋。因此,我当时就强调,我们必须阻止这种下行螺旋的出现。因为一旦形成,要想扭转局面,就需要更大的力量,而且可能很难再将其拉回正轨。
从金融界的三大巨头开始召开会议,到后来的一系列非常规行动,许多人并不知道,通常在9月份我们不会举行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更不会在这个时间讨论经济问题。然而,这次我们非常罕见地在这个时间点上召开了这样的会议。这意味着什么?其实很简单,我们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需要进行一些调整。那么,现在的金融市场反映出了什么?它仅仅是在反映经济问题吗?还是说,比如我之前看到的一些人认为经济并不糟糕,经济状况很好,而我们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当时很多人问我,我记得9月初的时候,凤凰财经论坛上我并不是第一个发言的,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从8月底开始就已经有人陆陆续续开始发言了。我发言之后,第二天我们看到了在北外滩金融论坛上,于永定老师和易纲老师都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是我们的那番所谓破局的讲话,传播得更广一些,但绝对不能贪功,不能说这件事跟我有关系,我只能说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讨论经济问题时,我们通常会考虑供给过剩或供给不足,以及需求过剩或需求不足的情况。这些都是经济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后来我专门请教了于永定老师,为什么在讨论时总是把需求端放在前面,而不是供给端。我理解的是,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你可能会注意到,9月份所有的经济论坛上,大家都在讨论“有效需求不足”。是的,有效需求。但我后来问于老,为什么在中国的语境中,我们总是把有效需求不足放在前面,而不是供给过剩。他解释说,在中国的语言中,这种表述是有讲究的,哪个放在前面,实际上暗示了问题的重点在哪里。
比如在2012年到2014年年底,也就是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供给端出现了问题,当时的定义是产能过剩。记得到了2015年底2016年初,我们提出了供给侧改革。
2016年年初,周金涛当时还在世,他在上海举办了一个小型论坛,邀请我去谈谈供给侧改革。我当时跟大家讲述了当年朱镕基总理采取的供给端调整措施,以及供给侧改革的背景。在完成4万亿刺激计划后,我们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表现如何,你可以看出来。
为了应对外部需求的减少,我们实际上可以理解为,经济开始断崖式下跌,外需变差。但我们衡量经济时,实际上是外需不足,但我们内需的条件是具备的。居民部门在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手上有钱,有有效的需求可以释放,同时还有加杠杆的空间。所以我们当时是逆着全球趋势,首先实施了刺激政策,这就是所谓的4万亿计划,以及加强金融服务提供融资和杠杆。
如果你去看A股,你会发现它比宏观经济数据要早很多。这就是我们说的,经济越差的时候,对冲政策就越有可能出台。但前提是你的对冲政策必须找到问题的所在。比如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你要找问题,肯定是外需一下子坍塌了。
我记得当时国内新闻报道,东莞很多工厂接不到订单。那时很多人感到绝望,但A股却开始上涨,很多人无法理解,经济这么差,A股为什么会上涨?我还是那句话,经济和股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它们既不完全是正相关,也不是完全无关。什么时候开始有关系?很简单,当预期已经形成,政策出台,能否产生效果?
如果政策效果能够传递到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比如当时我们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很快就回升了,尤其是扣除食品部分的CPI,我们的PPI也很快被拉起,你就会发现我们的对冲是有效的,那么股市就开始走自己的基本面。直到基本面开始转弱,到2011年、2012年,基本面实际上已经开始转弱。那时你观察我们的需求,虽然居民部门的需求还不错,但我们的大问题是供给端过剩,所以当时供给端的PPI下降速度很快。
到了2015年和2016年,也就是人们常说的A股市场经历疯牛和股灾的时期,A股确实在走它的基本面,尤其是反映了传统产业链利润不断下降,也就是PPI持续转负的过程。但我们的优势在于,居民部门并未受损。因此,你会看到我展示的另一张图表,关于中国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为什么要展示这个?因为这将决定你的政策调整方向。简单来说,当经济出现问题时,你的调整空间无非是居民部门加杠杆,还是企业部门加杠杆,或者是企业部门去杠杆,金融部门加杠杆或去杠杆,或者是政府加杠杆或去杠杆。
就像现在,许多人实际上在讨论财政政策何时出台,何时落地,实际上在讨论的是政府部门何时开始行动,这是我们所说的真正能够对冲当前经济的关键核心。
那么到了2015年的杠杆牛市时,你会发现,之前的背景是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我完全脱离了经济的现状,但你也不能说它与经济完全无关,它其实也是有关系的。企业利润没有了,对于企业家来说,产能过剩,企业利润下滑,当年PPI持续十几个月为负值,这实际上给生产端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
你会发现,企业的资金出来了也不愿意再投资,而居民部门前期又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加上我们做大做强金融可以加杠杆,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急需一个出口,于是我们开始进入第一波,就是那波杠杆牛市失控,对吧?但那波失控之后的情况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因为那波实际上发生了财富的一定换手之后,马上启动的是房地产,还记得吗?也就是说,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我们要进行调整,实际上我们那一波疯牛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当时的供给侧改革,它助推了通胀的上升,加上当时的有效需求是充足的。
然后居民部门加杠杆的意愿和空间都很大,所以你会发现金融资产很容易受到这批人的欢迎,而那个时候并不存在所谓的死亡螺旋的情况。
股灾之后,资金流向了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在2016年,房地产牛市开始崛起。如果你关注房价的话,你会发现过去十几年中,房价真正大幅度上涨的阶段是从2015年和2016年开始的。在2015年和2016年之前,比如2009年北京亚运村的房价大约是从17,500元涨到了两万六七左右。但是,从2015年到2018年这四年间,北京的房价从27,000元左右飙升到了80,000元。到了2018年,房价达到了80,000元左右的高点。那是一波全民通过增加贷款进入股市,然后再流入房地产市场的浪潮,非常壮观。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这被称为居民部门可以增加贷款,因此居民部门能够提供有效需求。当企业端进行供给侧改革后,供给端受到了行政性的限制,这时你就会发现需求曲线强劲,供给曲线通过行政性的供给调整,产能过剩的问题实际上得到了缓解。所以那几年,比如钢厂的利润就非常好。
需求曲线向外扩张,供给曲线只要不被淘汰,钢厂的利润就会很好。所以你会发现,那时候总需求曲线能够扩张,抵消了供给曲线的收缩,所以我们当时的情况非常好。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疫情前,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从2018年中期到2020年左右,如果你看A股,除去杠杆牛市后,其实走了一波慢慢的慢牛,那一波才是真正的慢牛,需求曲线扩张,居民部门贷款增加,企业利润增加。
但这波慢牛到了2018年中期就不行了。到了2018年底,你会发现居民部门增加贷款这件事,虽然一时爽快,但后面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它更多的是换来了一个时间,仅仅是一个时间。
所以到了2018年底,当房价达到那个水平后,后续的部门已经接不动了,相当于债务的压力已经大于了它的承受能力和范围。这时你会发现,一旦资产价格停止加速上涨,就会开始螺旋式下降。实际上,到疫情前,我们的情况已经在逐渐下降,A股也在逐渐走弱。但是疫情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疫情第一波结束后,你会发现我们的A股市场比我们的经济恢复得更快,因为我们的经济内需实际上启动得并不早,但我们的外需启动得很快,一直到第二波疫情,我们的整个市场都很好,相当于外需强劲,内需只是当时被压抑了。所以那个时候投资者怎么想的呢?投资者认为这件事早晚会结束,只要结束了,那么居民部门压抑的这些需求将会释放出来。
所以当时这个市场其实一直跟着这个东西走得不错,一直到真正意义上的结束,还记得当时是什么长白山论坛。这就是疫情解封的时候。
在长白山论坛期间,人们对未来的总需求、当前的供给以及海外需求持乐观态度,认为疫情对经济没有影响。但事实上,这种乐观预期并不准确,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疫情对居民部门的影响,尤其是对中产阶级的冲击。
疫情结束后,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交流会发现,他们的感受差异很大。例如,金融行业的人士可能没有感受到经济压力,而其他行业的人则可能感受到了压力。从去年到今年,居民部门的压力实际上比疫情后更大,因为压力点不同。真正影响需求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是需求的关键节点。
如果中产阶级受到冲击,比如不点外卖,外卖小哥可能就会受到影响。这种冲击会导致整个需求曲线的收缩,对经济产生严重影响。从去年到今年,中产阶级受到的冲击不仅来自就业,还来自资产价值的缩水。
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行业的持续收缩对经济构成了压力。有人会问,是否应该重新刺激房地产市场。答案是,房地产不能像以前那样被炒作,但也不能让房价无休止地下跌。房价下跌对没买房的人可能是好事,但对已经买房的人来说则是坏事。
总的来说,经济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无论是大部分人还是少部分人受到影响,都会对总需求产生影响。房地产政策应该旨在稳定市场,避免资产负债表的螺旋式下降,因为这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
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我并不是在拉帮结派,也不是偏袒哪一方。我的分析旨在指出谁可能从市场变化中受益,谁可能受损,以及整体市场将如何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市场长期收缩,导致资产负债表缩水,企业规模减小,房价下降,股票市场也受到影响,尤其是中产阶级的财富。这种全面的收缩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资产越缩,需求越少;需求越少,供给就越过剩,从而导致裁员和降本增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剧收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阻止这种趋势。
当时很多人不明白,他们认为我不应该公开讨论这些问题,因为这样会打击市场信心。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如果我不说出来,决策者如何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呢?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在8月份之前,我们并没有过多讨论这些问题,但当领导层开始重视时,我们就开始发声了。
我们看到政策迅速出台,就像2008年金融危机时一样,供给侧改革也是如此。疫情时期也是如此,当压力达到极限时,政策就会放宽。在经济的转折点上,市场的反应往往是极端的,这就是所谓的倒逼机制。
在中国,很多事情并不是顺其自然发展的。我们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当需要平衡时,自然会找到平衡点。比如股灾,当市场达到顶峰时,监管部门会发出警告,要求降低杠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们通常会提前一个月采取行动。尽管如此,市场往往还会继续疯狂一段时间,然后才会真正开始去杠杆。
我们的股市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极端情况下,股市似乎与经济无关。但在温和的时期,股市则能反映经济的真实状况。这个答案其实已经很明显了。
问:有人说如果这次大家用杠杆赚钱以后,把钱存起来,那么生活不就改善了吗?
我相信大多数人其实都明白,我之前在讨论房地产时说过,只要房价上涨与租金收入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就不能称之为泡沫。就像2004年美国次贷危机时,美国出现了房屋大量空置、租金下降而房价却上涨的问题,这显然是不正常的。股市也是如此,其长期价值一定来自于企业创造的利润和对股东的回报,这是核心。而市场中的波动则来自于投机和股票的买卖。
投机和股票买卖的逻辑与房地产相同。如果你买了一套200万的房子,后来涨到了600万,你卖掉了,那么你必须考虑是谁愿意支付600万来购买。最终你会发现,一个人不可能单独拉动整个经济,如果仅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那么实际上并没有创造新的财富。
因此,我们既要防止经济的下滑,也要防止泡沫的产生。当你发现经济存在重大潜在风险时,应该预计会有政策出台来进行对冲。例如,我在9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必须防止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需要尽快出台政策进行对冲。
7月11日,实际上是9月份的讲话全文,你在峰会和论坛上不可能有时间详细阐述所有问题,从原因到解决方案,时间有限。所以最后我只说了一句,有解决方案,只要我们现在想做,怎么做都可以,但问题马上就会得到解决。
很多人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如果你回顾8月份到现在的情况,就会发现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为什么呢?我还是那句话,为什么?我不是说我在做什么,我只想说有些人真的是在制造麻烦。这几年我的身份有所不同,所以我变成了一个需要把问题讲出来才能有政策的人。
问:请您分析解读下最近的政策
从2004年到2006年的牛市,是由2000年左右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推动的,包括海外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和国内市场机制的调整。当时,中国大量国有企业进行了改革,解决了朱镕基总理时期的债务问题,这些历史事件共同提振了市场,使得股市迎来了一波上涨。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出口造成了巨大冲击,经济受到了严重影响。在经济最糟糕的时候,我们开始采取措施进行对冲,经济逐渐恢复,但也带来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到了2012年,我们开始慢慢清理过剩产能,到了2015年底,我们开始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试图纠正企业端的问题。同时,由于资金缺乏投资渠道,加上金融杠杆的增加,市场出现了一波杠杆牛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当年的杠杆牛市背后有一个大背景,那就是金融加杠杆。如果监管部门不放松对金融杠杆的控制,我们可能不会重蹈当年那种疯狂的状态。
因为2009年和2010年,我们提出了要做大做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计划,包括P2P小贷公司、投融资公司、担保公司等,这为后来的场外融资和配资提供了环境。但现在,自从2016年股灾以来,金融杠杆一直在受到控制,所以我预计不会出现当年那种风险。
现在,我的看法是,让大家先尽情地投资,毕竟政策已经为市场提供了支撑,政策开始影响经济预期。如果我们按照正常经济逻辑走,政策出台后,大家的预期会上升,然后我们会等待经济是否真的能够起来。
如果经济真的起来了,那么之前的市场波动就不会那么夸张,大家会慢慢回归正常的经济逻辑,然后再等待经济转弱。实际上,股灾之后的那段时间是不错的,市场给出了非常好的反馈。
问:这波市场表现完之后,会不会像15年一样带动房市楼市?
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太可能再次看到2015年那样的房地产市场热潮。首先,现在的年轻人虽然有赚钱的动力和压力,但他们对购买房产的兴趣可能并不大。
换句话说,我们在考虑所有问题时,都应该关注我们当前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什么。目前,我们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刺激居民部门的有效需求。
我记得在9月28日的五道口论坛上,于老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解决居民部门有效需求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的水平。实际上,这就意味着要提高人们的收入,提供财政支持,确保他们的收入稳定和就业安全。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而不是像现在许多人所想的那样,希望通过房地产的换手来实现财富的转移,比如95后是否能从80后手中接过房产,我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并不大。最终,可能还是70后、80后和60后之间的财富转移,这种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
当前的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我认为政策已经明确了两个关键词:止和稳。首要任务是阻止经济进一步下滑,避免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即从居民部门到企业部门的负面反馈。其次,稳意味着要稳定当前的市场状况和人们的预期。止和稳至关重要,我们绝不能重蹈2015年和2016年的覆辙,那时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我们需要保持理性。
今天讨论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两个关键的经济指标:非食品CPI和PPI。我想再次强调,收益率曲线不仅仅是交易出来的结果,它反映了经济的深层次情况。我们不能被错误的观念误导。
首先,非食品CPI反映了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但不包括食品这类价格波动较大的商品。而PPI则代表了生产者价格指数,显示了供给端的价格变化。当这两者之间出现差异时,通常意味着市场存在不平衡,这时政府往往会出台相应的政策来调整,这些政策可能包括行政措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详细讨论所有的政策细节,但要记住,政策大体上可以分为加杠杆和直接补贴两种。
加杠杆的政策,比如降低房贷利率,目的是通过降低借贷成本来刺激需求。但这种政策实际上仍然需要居民去借贷,从而增加杠杆。而直接补贴的政策,如直接降低存量房贷利率,则是直接减轻居民的债务负担。
这两种政策的效果是不同的。间接政策,如财政政策,可能需要居民或企业增加债务来刺激总需求或供给。而直接政策则是直接减轻负担,支撑需求。我们需要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一定要记住,我们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有区别的,它们分为短期和中长期两种作用时间。举个例子,如果财政政策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那就是短期内通过政府行为来刺激总需求;而如果财政政策用于居民部门的补偿,比如养老金、社保、医疗和教育补贴,这些则是长周期政策。虽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可能不会立即提振总需求,但它们具有长期的效益。这就取决于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紧迫性。
就像前两天于老在论坛上讲的,他支持当前使用财政的基建政策来稳定经济。但有些人误解了他的意思,认为他又在鼓励基建,而忽视了基建带来的政府债务问题。实际上,如果当前总需求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可能需要先采取一些短期措施来稳定情况,然后再考虑长期的政策。
我们每个人在考虑政策时,往往忽略了时间因素。政策也有自己的远期曲线,有的政策能立即产生效果,有的则需要时间。比如,当年的4万亿刺激政策就是立即产生V型反转的效果。而如果是一个缓慢的财政政策,可能会产生U型反转,虽然最终也能稳定经济,但效果会比较慢。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经济情况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判断是否需要立即采取强烈措施来稳定经济。从9月份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是在采取一系列措施,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长期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只顾眼前的效果而忽视了长期的调整。在9月份之前,有一种声音强调我们必须关注长期问题,而短期问题要能够控制得住。这种观点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忽略了短期问题的紧迫性。
有些人经常谈论,我们现在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期,因此我们应该将提高生产力和科技进步作为核心目标。这个观点虽然正确,但如果我们忽视了当前居民部门的经济状况,只是一味地强调转型和科技,那么这种讨论就失去了逻辑性。长期目标固然重要,但如果为了长期目标而牺牲短期利益,这是否可取呢?
我们每个人在考虑问题时,都必须考虑到时间因素,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比如,年轻人可能会考虑更长远的未来,而中年人可能会更关注眼前的问题。因此,不同的时间点和人生阶段会影响你对政策的理解。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我们不能走极端,不能忽左忽右,否则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我们必须在短期和长期之间找到平衡。
问:大概什么时间可以证实或者证伪?
简单来说,今年下半年的时间可能不足以实现经济的快速转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感到非常紧迫。首先,目前最糟糕的情况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我认为在未来三个月里,我们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经济的即时扭转,因为经济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众多政策的实施效果需要时间来显现,这通常是一个慢变量,可能要到明年春节后,人们才会开始冷静地讨论和验证这些政策的效果。
其次,在未来三个月内,真正的压力可能会转移到财政部。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是否会有新的财政政策出台,这些政策是带有杠杆的还是不带杠杆的,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这比单纯关注政策金额更为重要。当然,如果政策金额超出预期,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政策金额低于预期,那么可能就不需要讨论其结构性问题了。
所以目前,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在这个时期内能有更多的财政政策出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可能会经历经济数据疲软,但市场预期却很强劲的情况,这是弱经济和强预期之间的逻辑。
那么,我们真正需要防范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在未来三个月里,我们真正需要防范的是重复2015年和2016年的错误。
问:您关于债券有什么观点呢?
债券市场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收益率曲线最近有所调整,我注意到10年期到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有所上升。回想起9月初,我曾提醒大家,收益率曲线过于平坦,如果再继续下降,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信号。许多人可能不理解这一点。
现在,收益率曲线有所上升,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首先,我要澄清的是,我们谈论的不是债券价格的涨跌,而是收益率曲线的形状。债券不应该被当作股票来看待,它们是不同的资产类别。债券的价格变动反映了市场对经济状况的预期。
在经济层面,收益率曲线的形状非常重要。虽然整体的利率水平也值得关注,但曲线的形状更能说明问题。目前,央行担心的平坦化趋势已经有所缓解,这意味着市场对当前政策有所预期。长期收益率的上升和短期收益率的下降,使得收益率曲线变得更加陡峭,这是好现象。如果未来收益率曲线再次下降,我预计那将是明年的事情,而不是今年。
总的来说,债券市场的最新动态表明,市场对经济政策的反应是积极的,收益率曲线的改善也预示着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乐观态度。
(实录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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